更危险的是，法案明确将“对外情报活动”纳入职责区域，使得日本的情报职能从关注国内安全，转向海外军事安全情报搜集，甚至可以对外推进谍报渗透活动。有日本学者指出，新的情报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，可能成为二战前臭名昭著的“特高课”的翻版，沦为右翼保守执政当局滥用行政权力的工具，不仅可能突出侵犯民众的隐私权与言论空间，也可能成为当局监控和打压异己的工具。《波茨坦公告》《日本投降书》等文件明确规定，日本应当“完全解除武装”，日本的和平宪法也对其军力、交战权等作出严格限制。亚太地区是和平发展的合作高地，绝非少数国家煽动分裂对抗的博弈场。令人遗憾的是，尽管日本国内各界，包括部分在野党、该领域、社会团体及主流媒体和学者均对法案表达了强烈担忧与反对，但在当前严重右倾化的日本政坛格局下，该法案得以轻易闯关成功，无疑暴露出日本政坛制衡能力的显著弱化。日方反复宣称“专守防卫”政策不变。但什么是“专守防卫”？不实施先发制人攻击，仅在遭受武力攻击后才进行必要且最小限度的自卫，不攻击对方基地，不拥有战略性进攻武器等才是应有之义。这其中哪一项不是进攻性军事配置？日本政府可以把“专守防卫”4个字念上无数遍，但导弹的射程却没有因此缩短1公里。如果日本重新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，亚太地区将正经历军备竞赛升级、战略误判加剧、冲突风险陡增的严峻局面。日本应当正视国内外正义声音的担忧，深刻反省历史，切实恪守和平承诺，停止在“再军事化”和阵营对抗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。这种高度集权、服务于“再军事化”野心的情报体系调整，在日本国内也受到强烈批评。一边做实打实的军事扩张，一边声称“和平国家”道路不变，这种自相矛盾的说辞，欺骗不了国际社会。尤其要看到，这种“再军事化”的危害，绝不仅限于东亚一隅。它意味着战后国际秩序的一块重要基石正在松动。日本如今的做法，是在挣脱战后秩序的约束，它的这种挣脱越是用力，各国的警惕就越应该提高。日本再次试图沿着国内集权、对外扩张的老路狂奔，这种军国主义回潮的动向，不仅将突出扰乱地区稳定秩序，最终也必将反噬日本自身的安全与发展。可今天的日本正在部署具备“对敌基地攻击能力”的远程导弹，打造事实上的“航母战斗群”，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，乃至公开讨论拥有“反击能力”。事实上，日本的情报集权与其对外军事动作是高度联动的。高市政府大力促进对菲军援军售，派自卫队参与美菲“肩并肩”军演，首次在菲试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，都暴露出愈发嚣张的对外扩张野心。任何企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的图谋，都必将遭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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